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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安智库】冲击与重塑:区块链治理的法律之维
发布时间:2019-09-03 18:58:49 来源:u赢-u赢电竞-u赢电竞官网点击:16

  

  摘要

  作为一种底层的技术架构,区块链技术随着比特币价格的暴涨暴跌而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近年来,得益于诸多国家、企业组织与技术人才的大力推动,区块链的适用范围已经不再限于货币、金融领域,而拓展至了社会治理领域。在技术渗透的同时,区块链技术也全面地冲击着现行法律秩序,无论是区块链 1.0,还是 2.0 和 3.0,都对现有法律规则提出了巨大挑战。及早提出可行的应对策略,是法律从业者的职责所在,具体思路包括提升监管科技的能力水平,实现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的有效均衡,大力发展主权区块链等。

  0 引言

  区块链(Blockchain)本质上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近年来,伴随着比特币价格的暴涨暴跌,比特币所采用的区块链技术框架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这种技术的现实运用已经从货币层面拓展到了整个金融领域,进而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到法律维度,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不仅提出了新的问题域,冲击着现有的法律秩序,而且将逐步改变法律规则的运作模式。因此有必要从理论层面关注区块链技术对法律秩序的冲击与挑战,及早明确可行的应对思路与策略。

  

  1 区块链技术所代表的算法共识权威对国家法律权威提出了巨大挑战

  从传统法学理论对法律的定义即可看出,“法律”一词天然地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特征,特指那些由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则。在国家法律概念之下,立法、执法、司法的全部流程均是围绕国家机构而展开的,主要由相应的国家立法机构、执法机构与司法机构来负责。因此,国家机构的信任背书成为国家法律强制效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有效保障了法律从制定到执行再到裁判这

  一全部流程的顺利运行。国家机构的各项权力,根源上来自于民众的直接或间接授权,以民众对民主选举的参与为基础。这种选举与授权程序能够确保国家法律尽可能地体现公民意志,并且得到广泛地认可与遵守。

  而在以“去中心化”特征著称的区块链治理过程中,参与群体的信用共识是建立在作为“全球文明最大公约数”的算法基础之上。 区块链以分布式账本、非对称加密和授权技术、共识机制、智能合约为主要技术基础,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了“拜占庭将军问题”,建构起了交易各方之间低成本的信任机制,进而形成了一种智能化的信任与算法权威。作为一种数学解决方案,区块链技术框架的顺利运行得益于网络上所有节点的共同运作,而不需要借助于各类中心化的机构或组织,因此也被认为是一种信任机器(Trust Machine)。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展,货币、金融、医疗等领域的现有运行模式正在发生或者即将发生显著的改变。这种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算法权威,将在某种程度上解构围绕各类中心化的国家机构而建立的法律权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两种不同权威将共存,并在不同环节与领域内发挥各自的主导性作用。也有相对激进的观点认为,算法权威将全面取代国家权威,真正实现“代码即法律”。

  当然,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也从多个方面对法治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首先从技术性角度来讲,区块链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涉及登记确权环节的工作,进而极大地简化个人身份证明与权属证明的流程。以知识产权领域为例,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能够显著降低著作权登记的成本和周期,也能以更加简易、明确的方式证明商标的使用先后顺序及其显著性。 其次,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决定了其中所容纳的数据信息具有较强的证明效力,但这种证明效力仍需要通过完善现行法律规定,才能进一步转化为诉讼法上所要求的证据能力。再次,区块链作为一个不受国界限制的数据账本,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证据资料的提取和使用,大大降低跨国执法的成本,提高法律规则的执行效率。此外,区块链技术还可以直接运用于纠纷解决与裁判过程之中,进而塑造一种真正去中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但这一机制的适用范围较为局限。

  2 区块链技术对现行法律秩序的多维冲击

  法律规范作为社会生活中一种底线性的保障规则,需要对区块链技术及其引发的诸多新议题作出及时回应。尤其对很多新生事物如比特币、智能合约而言,现有法律规则很难直接适用,已经超出其调整范围,亟需予以专门立法。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各类实践应用,主要体现为 1.0 层面的数字货币、2.0 层面的智能合约、以及 3.0 层面在社会治理领域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现有法律规定,这就决定了其对现行法律秩序的冲击也是多方面的。法律固然不能直接规制技术与算法,但可以规制使用技术的人,以及技术开发运用的行为、过程与产物。算法权威之下的技术框架,其直接目的在于提高交易的安全性与便捷性,并不能也不可能完全规避与消除交易主体之间的各类纠纷与争端。这些纠纷与争端难以借助单纯的技术手段来解决,而需要诉诸国家法律,诉诸专业的纠纷解决机制与裁判人员。因此,区块链技术不能脱离法律框架,国家法律需要及时应对其所提出的巨大挑战。

  2.1 虚拟货币对金融市场秩序的冲击

  比特币是目前各类虚拟货币中关注度最高的 币 种。 自 2009 年 诞 生 后, 到 2018 年 5 月14 日比特币价格达到 8500 美元左右,2017 年12 月曾一度上涨至 19000 美元。在西欧与北美的不少国家,比特币已经初步具备部分的货币属性,可以直接用于投资或消费活动。不过,据统计当前仍有 53% 的国家和地区在观望比特币的合法性,因此不能忽视其“黑天鹅”风险。 目前比特币的价格仍处于一种极度不稳定状态,使其投资或投机属性加剧。很多人持有比特币并非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高价出售获取差价。在比特币的现实使用案例中,又多为“暗网”客户使用,用于从事不法行为。多种虚拟货币的大范围适用,从多个层面影响和冲击着金融秩序,如为不法分子使用而成为犯罪工具,因其不受中央银行控制且无须商业银行信用背书等特点而极易扰乱外汇管理秩序,冲击法定货币体系等。以“比特币”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可以看到目前因比特币而引发的刑事案件有 212 件,常见案由包括盗窃、诈骗、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扰乱市场秩序等;民事案件有 178 件,常见案由包括矿机买卖纠纷、以比特币为主要财产标的物的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等。

  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引发的此种网络热潮,得到了中国政府及中央人民银行的高度关注,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应对。从法律层面来看,比特币在中国并未被官方机构认定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2013 年由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提出,比特币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但否定比特币的货币属性,并没有否定其财产价值。该通知同时指出,比特币交易作为一种互联网上的商品买卖行为,普通民众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拥有参与的自由。在诸多案例判决书中,法院也认为,被害人是在付出对价后得到比特币,因此比特币不仅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也代表着被害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财产,应当受到刑法保护。这说明比特币的财产属性以及比特币交易合同的有效性,受到我国司法实践的支持。

  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与各类虚拟货币的出现,也推动了法定数字货币研发进程。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正在大力推动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开发了区块链技术基础上的票据交易平台。这种数字货币是基于人民币的法定货币,因而属于国家主权货币的范畴,有政府担保和国家信用。前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研究数字货币要在考虑安全性和保护隐私的同时,追求零售支付系统的方便性、快捷性和低成本。 这就说明,中国政府并不排斥区块链技术的现实运用,而是不希望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在运用条件尚不成熟以及国家法律毫无应对准备之时就大规模流入市场,威胁国家主权货币的法定地位。尽管比特币从数学与技术层面来讲是相对安全的,但其吞吐量、延迟时间、容量和带宽等要素均难以满足被各国大规模应用时经济生活的实际需求,而且比特币存在着潜在的各种安全问题,如双花攻击、版本控制、硬分叉等。因此,中国政府转而借助比特币所采用的区块链技术框架,研发由中央人民银行绝对控制的数字法定货币与交易平台,旨在结合央行的政府信用背书与区块链的各种技术特性,有效提升经济与金融服务的安全系数。

  2.2 智能合约对民事交易秩序的冲击

  智能合约一词是由跨领域法律学者尼克·萨博(Nick Szabo)提出的,他将之定义为“一套以数字形式定义的承诺(promises),包括合约参与方可以在上面执行这些承诺的协议”。最典型也最容易理解的智能合约可以参见自动售货机,当顾客投入货币并选择所要购买的商品后,售货机中将自动掉出商品并进行找零。智能合约的出现,标志着区块链交易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货币交易,而有了更加广泛的交易对象与指令。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也使得智能合约的发展具备了更加适宜的技术基础,去中心化、不可篡改、过程透明、可追踪等特点天然适合于智能合约。

  目前区块链 2.0 的代表是以太坊,以太坊有效克服了比特币扩展性不足的问题,通过全球去中心化且无所有权的数字技术计算机来执行点对点合约。作为一个平台和一种编程语言,以太坊为开发人员建立和发布下一代分布式应用提供了技术基础。各种不同类型的资产均能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注册、确认与转让,而不再局限于虚拟货币,由此实现了整个交易市场的去中心化。智能合约的广泛普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联网技术的发展。物联网技术将推动交易资产类型从虚拟货币、股票、储蓄、版权等无形资产向房屋、汽车、计算机等有形资产拓展,使之全部转化为广义的智能资产。基于区块链与物联网技术的资产智能化,有助于广泛构建无需信任的去中心化资产管理系统,通过在资产本身之上进行记录,极大地简化了资产所有权的管理,这一系统将通过技术加密手段来激活。

  智能合约与交易主体通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合约之间存在质的区别,其发展将对合同法造成巨大冲击。在智能合约中,合约是由代码定义并强制执行的,通过电子化的方式进行编程,明确了合约主体的权利义务。因此可以将智能合约理解为一段部署在可分享、可复制的账本上的代码与程序,能够处理信息,接收、储存和发送资源。当一个预先设定好的条件被触发时,系统就将自动发出预设的数据资源,自动执行相应条款,并自动检查实施情况及进行后续处理。合约一旦开始运行,发起者就无法进行任何干预。目前,智能合约主要适用于金融服务、众筹、医疗、知识产权等领域。智能合约不需要合约主体之间产生相互信任,能够通过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主体信任的要求。智能合约中也不存在违反合约的情况,因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本身是去中心化的,难以在事后进行控制监管或者要求赔偿损失,这就大大降低了智能合约的可撤销性。

  但智能合约的适用也有特定局限,不可能有预见性地完整涵盖现实生活中各类交易纠纷或争端。法律具有滞后性特征,立法者通过立法活动提供的行为规则是对日常实践经验的提炼与总结,是对各类民事、刑事或行政行为的类型化归纳,其功能在于对已经发生的行为进行追责,以及对可能发生的行为进行威慑。所以,智能合约的发展趋势并非完全取代法律,而应该是一种更加精细、更加个性化的法律框架在实践中,各方可以协商建立多种多样的法律框架或合约,并将之写入代码之中,供用户选择。

  2.3 社会治理层面对社会秩序的冲击

  作为一种底层的技术方案与框架,区块链的应用范围拓展到了身份认证、公证、仲裁、审计、域名、物流、医疗等领域,并将显著改变这些领域的运作模式与服务流程,切实解决各类生活场景问题。区块链适用范围的极大拓展是由其技术特性所决定的。在效率维度,区块链所使用的全自动计算方式,决定了系统对参与方的数量没有限制,能够实现量子级别的数据信息管理,由此而节省了过去需要由人力来完成的各类协调性、确认性、事务性工作,解放了大量的人类生产力。区块链技术的框架结构能够进行更高精度的追踪,有效统计所有参与方对系统的贡献,并进行相应的奖励。在安全维度,共识机制和加密算法有效确保了区块链技术框架中数据的安全、透明与不可篡改,前者主要关注由谁来构造区块链以及如何实现区块链统一的问题,后者主要关注虚拟货币的所有权。在公平公正维度,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模式决定了参与方能够对权力、资本进行有效抗争,规避地域管辖限制。区块链的高透明度、易访问性以及不可更改性,契合了各参与主体对公平、公正和自由等价值的追求。

  区块链框架中,数以亿计的参与者通过点对点的方式创造了协同共享的经济机会,其固有的去中心化特征与高精确度的奖励模式能够有效激励不同个体参与协作的积极性,进而推进社会协作关系的多样化发展,建立起全球化协作社区。在这一点上有别于当前发展极为迅猛的共享经济,共享经济本质上仍是一种中心化的资源聚合与利用模式,处于中心地位的企业聚合了大量资源并积聚起了巨额财富,而广大消费者在贡献数据资源的同时并未得到任何回报。这种局面在区块链治理结构中将不复存在,每名参与者都将同时具备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身份,并将通过特定的价值回馈机制如 POW(工作证明)、POS(股权证明)、DPOS(委任权益证明)等获得回报。由此,区块链技术将不再局限于货币与信息的流通,而能够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货币、信息与价值的有效配置。

  虽然学术界缺少对区块链 3.0 的权威性、一致性的理解,但区块链 3.0 的推广与大规模应用仍将成为技术发展的一大趋势,更多企业已经开始探索区块链在各行业领域的应用模式。当前,全球各类区块链项目主要可以涉及金融、企业服务、社交、文娱传媒、硬件、物流、医疗健康、汽车交通、旅游、人工智能、电商、房产家居、消费生活、教育、农业、VR、工具、无人机等领域,基本涵盖了人类生活的多个方面。北美和欧洲地区在发展区块链金融应用的同时,着重同传统行业结合,已经培育出不少相对成熟的项目和技术应用。我国不少企业也开始探索将当前业务与区块链技术框架相结合,区块链相关产业发展较为迅速,区块链技术生态逐渐成型。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公司在没有实际项目支撑、缺乏实际应用场景或者项目内容缺乏创新性的情况下,炒作区块链的投资噱头,以此来吸取公众投资,希望在资本市场获利。与此直接相关的一个概念是 ICO(Initial Coin Offering),即代币发售,这是一种基于区块链进行资金筹集的方式,融资主体通过发售代币募集投资者的比特币或其他便于兑换的虚拟货币,作为回报,投资者将获得新型加密数字货币。这种全新的融资方式具备速度快、程序便捷的特点,受监管限制少。根据《2017 上半年国内 ICO 发展情况报告》提供的数据,截至 2017 年 7 月18 日,在各类平台上线并完成 ICO 的项目共计65 个,累计融资规模已达到 63523.64 比特币、852753.36 以太币。以 2017 年 7 月 19 日零点价格折算,融资共计人民币 26.16 亿元,累计参与人次达到 10.5 万。正是在此背景下,2017 年 9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将此种代币发售行为定性为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2018 年 1 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相继发布《关于防范变相 ICO 活动的风险提示》与《关于防范境外 ICO 与“虚拟货币”交易风险的提示》。这一系列法规文件的发布,说明政府及相关行业协会能够及时关注到各类虚拟货币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以及借助虚拟货币的名义开展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并加以有效防范。一项重要任务是明确技术创新与集资创新的界限,以避免这种区块链热蜕化为投机行为,同时提升民众的辨识能力。集资创新是指单纯募集资金方式的创新,不具备充足的技术与项目支撑。技术创新与集资创新的实质区别在于,是否通过解决信任问题创造了实际价值。对于那种借助区块链的名义募集资金的行为,需要通过法律手段进行严格规制。

  在区块链 3.0 发展至成熟运用阶段后,将面临更多法律难题,如区块链结构的技术标准如何确定,商业交易中采用分布式账本时如何解决不同机构之间的商业机密与隐私问题,如何界定技术服务商的法律责任等。这些法律难题的解决,一方面要依靠于法律工作者与相关业务监管机构的提前筹划,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各类区块链项目的发展实践。

  3 区块链治理的法律对策

  区块链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为法律从业者提出了一个复杂课题——既要加强对种种技术创新的法律监管与规制,也要利用区块链的技术特性推动法治建设与政府治理。

  3.1 有效提升针对区块链这一“破坏性创新”的监管水平

  法律规则的制定通常滞后于各类创新行为的出现,因此对区块链相关业务进行规制时需要引入“监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的概念。“监管沙盒”最早是由英国政府提出的,在这一沙盒所界定的安全空间内,金融科技企业可以测试其创新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和支付机制,而不会直接引发违反现有监管规则的法律后果。这种思路目的是实现金融科技的突破性与法律规则滞后性之间的动态均衡,为各类金融科技创新手段预留一定的缓冲区间。也有学者将这种突破性称之为“破坏性创新”。 所谓“破坏性”是指这种创新模式中包含着大量潜在的根本性、结构性变革,强调这一模式与以往模式相比所发生的革命性、剧烈性变革,而“创新”则是指这种模式在产品、过程、功能或效用方面将创造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价值,强调此模式具备正向、积极的意义。相比于传统金融模式,这种创新模式的监管难度更大,需要监管主体引入先进的科技手段来提升监管能力,由此而产生了监管科技的提法。监管科技不仅可以对接现有的各项政策法规制度,注重风险出现后各项合规义务的及时履行,而且关注事前的风险预测与识别,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

  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所引发的巨大变革,可以纳入“破坏性创新”的范畴,并且这种创新将通过跨境支付、票据、保险、证券等具体领域而进一步细化。在金融交易过程中,交易主体之间具备建立相互信任的强烈需求,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建立此种信任通常情况下需要以高昂的制度成本为代价,由此而衍生出了大量的信用中介和信息中介。区块链技术框架所固有的公开、不可篡改、去中心化等特性,具备改变金融行业基础架构的潜力,能够以一种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代替现有的大量中心化的中介机构,降低交易和制度成本。各类金融资产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整合到分布式账本之中,并以安全便捷的流程实现存储、转移、交易,尽可能避免各类欺诈、寻租现象。区块链技术所具有的降低交易和制度成本的巨大功效,天然地契合了金融行业对扩大利润的内在需求,以极低的技术成本解决了信任与价值的可传递性难题。

  同时,区块链技术所引发的创新变革效应不再限于金融层面,这也意味着有必要考虑能否审慎地扩展“监管沙盒”与“破坏性创新”的适用范围。事实上,无论是在物联网、供应链领域,还是在公共服务与公益慈善领域,区块链都只是作为一种支撑性的技术框架与运作模式而存在,因此面临着共性的法律难题。作为一种深刻改变互联网时代基本组织架构的技术形态,区块链的发展与大规模应用将势在必行,因此立法机构需要对区块链可能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风险预测与评估,密切关注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实践,及时发布必要的风险提示。在条件成熟时,修订或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尽可能实现科技创新与风险防范、技术发展与秩序维护的双赢。

  3.2 有效均衡区块链关于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的双重功能

  区块链所具有的去中心化、易访问性等特征,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方式随时读取数据或进行交易,而没有任何个人或者机构可以控制或篡改。以比特币系统为例,交易地址是由用户自行创建的且与真实身份无关,但为了确保交易的可靠性以及保证支付方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支付,区块链采用特殊技术设计使得每一个输入地址都指向前一笔交易,因此所有输入资金都能追溯到资金来源。攻击者通过整理区块链中包含的所有交易数据,可以获得与任意一个账号相关联的全部交易信息,并分析出不同账户之间的交易关系图谱,推测出比特币地址的交易规律。即使用户采用不同的账户进行交易,攻击者也可以采用地址聚类技术分析出隶属于同一用户的不同账户。这就说明即使具备匿名性的区块链,也面临着隐私泄露的风险。

  为满足隐私权维护的现实需求,在区块链的基础上创造了私有链的概念。私有链与公有链相对应,比特币与以太坊均是典型的公有链,去中心化程度很高。但在公有链中,数据信息的高透明度与企业商业信息的机密性之间存在冲突,因此不适用于部分保密要求较高的行业。私有链是指由某个组织或机构控制其写入权限的区块链,参与节点的资格也被严格限制,未经许可的节点不得接入区块链系统之中。这就决定了私有链中交易速度更快、隐私保护更好、交易成本更低。在私有链基础上还出现了由若干机构共同管理的联盟链,每个机构负责管理其中部分节点,并且仅能由这些机构来读写数据和发送交易。

  为了降低与防范隐私泄露风险,区块链框架需要发展隐私保护机制,采用专门的技术手段对参与者的隐私进行保护。其中使用最广泛的是混币机制,通过隐藏区块链交易双方的交易过程,使攻击者难以准确分析不同地址之间的交易关联,进而增加了确定交易者身份的难度。以太坊创始人 Vitalik Buter 还提出了以太坊区块链中兼顾隐私性与安全性的四种解决方案——通道、混合器、环签名、零知识证明。除了从技术层面着手外,还需要从法律层面强化对隐私权的保护。交易者身份的可追踪性,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也为政府监管与责任追究提供了可行性。

  3.3 有效凸显区块链治理进程中的主权色彩与政府职能

  区块链作为一种技术架构,通过严密的算法与程序设计,有效实现了对安全、效率、公正等价值目标的追求。随着智能合约的程序与种类日益复杂,将逐步出现去中心化应用(Dapp)、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去中心化自治公司(DAC)、去中心化自治社会(DAS),使各类组织、公司均转变为能够进行自我管理的实体。同样,区块链也可以适用于国家治理领域。在技术之治与法律之治的双重驱动下,出现了主权区块链。这是同时兼顾技术、数据、资源共享与政府监管的有效路径。一方面,区块链的技术先进性被引入了国家治理进程之中,政府部门可以根据不同的数据权限、功能定位与应用场景来构建不同层级的协议,为实现价值的交付、流通与分享提供安全、便捷的技术支撑,以此来提升政府治理的规范化水平,降低时间和资金成本,有效维护国家金融与经济安全。另一方面,国家主权与政府职能的凸显,意味着区块链技术不是法外之地,而必须受制于国家法律的强制约束,因此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功能,为区块链治理的进一步完善提供规范指引,实现共识、共治、共享的有机统一。主权区块链是在大数据时代下,解决国家、组织和个人数据权属问题的一个整体性方案。这种方案与其他区块链在技术特征上存在共性,但在治理、监管、网络、共识、合约、激励、数据、应用等层面存在诸多区别。 作为法律规制下的技术之治,主权区块链以满足监管和隐私保护为前提条件,实现了技术自治与政府监管的协调。需要注意的是,在主权区块链之下,价值流通是基于法定数字货币而实现的,而非基于一般的虚拟货币。

  区块链技术架构所追求的去中心化目标,有着广泛的适用范围。区块链所具备的透明性、安全性、快捷性等先进技术特征也为各国政府与众多企业所青睐。但这种以数据算法为主导的算法共识权威,很难彻底取代主权国家的中心化权威。换言之,主权国家及政府可能在技术架构的具体运行过程中暂时性退场,但在技术架构的搭建与规则制定过程中必须始终在场。因为网络安全与技术优势是国家安全与网络主权的当然组成部分,所以在区块链这一尚未发展成熟的领域内及早占据优势地位,并将此种技术优势地位转化为规则制定过程中的主动权,成为各国竞先发展与应用区块链技术的主要目的。中国同样应当努力争夺规则制定与基础性资源分配方面的主动地位,避免区块链这一新兴领域内形成技术霸权主义。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下设的区块链技术标准委员会(ISO/TC307)开展的标准起草工作,并且承担了分类和本体(Taxonomy and Ontology)的编辑以及参考架构(Reference architecture)的联合编辑职务。

  4. 展望:技术治理规则与法律治理规则双管齐下

  区块链带来了深刻的技术革新,但其技术先进性并不足以为之带来法律规制方面的豁免权。在区块链发展和应用过程中,既需要遵守由软件、协议、程序、算法与配套设施等要素构成的技术治理规则,也需要遵守由法规框架、条文、行业政策等构成的法律治理规则。这就是区块链治理规则的双重性。

  技术治理规则方面,2017 年 5 月国内公布首部《区块链参考架构》,详细规定了区块链的主要参与者和核心功能组件。法律治理规则方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室务会议于 2019年 1 月审议通过《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了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信息安全管理责任、备案义务、安全评估和配合监督检查义务,以及违反相关责任义务时的处罚措施。此一规定将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起施行,有助于规范区块链信息服务活动,规避区块链信息服务安全风险,推动区块链技术及相关服务的健康发展。显然,这一管理规定仅是一种原则性的、暂时性的法律应对措施,无论是从内容详尽程度而言,还是从法律位阶来讲,都有着较大的拓展完善空间。对法律从业者而言,尤其要从法律层面来理解和思考区块链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这种全新的技术框架在简化各类交易流程、提升法律规则执行效率的同时,也从多个维度冲击着现有的法律秩序与国家法律权威。区块链技术框架及其所引发的种种技术创新,需要置于国家法律调整范围之内,以强化政府与行业协会的监管力度,并有效维护广大公民与企业组织的隐私权。在国家层面则需要大力发展主权区块链,争夺区块链时代的技术优势地位。

  作者 >>>

  侯嘉斌,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讲师,少校,博士,研究方向为军事法学、信息网络法、党内法规。

  李军,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工程学院政治工作处干事,少校,硕士,研究方向为信息网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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